方人定——“國畫革命外接式硬碟”驍將
  幾番輾轉,只為求藝mSATA術真理
  棄官記憶體從藝處世清
  特立辦公室出租獨行,愛吾師更愛真理
  1901年,方人定生於中新竹買房子山濠涌村的一個布販家庭。家裡的長輩希望他長大後能做官,給他起名“仕欽”。由於方父早逝,家道中落,為謀生路,三位兄長尚未成年便遠赴美國打工。也正因如此,方人定很早就養成了獨立自強的個性。在20歲那一年,他以第一名成績考入了廣州法政學校法科專業。
  理性的法律與感性的藝術,本是“八竿子打不著”兩條職業道路。然而,方人定似乎早已心有所屬:他自幼酷愛畫畫,常在習字之餘,煞有介事地信筆“寫生”。他還私下臨摹了《芥子園畫譜》。傳統教育的熏陶,讓方人定養成了良好的古文功底,為他日後創作的古代人物故事畫夯實了根基。
  1923年,高劍父在廣州創辦春睡畫院,尚在讀書的方人定也慕名而來,投奔麾下。他善用自己的課餘時間,潛心學習花鳥畫和風景畫。“折衷派”的藝術理念,也如春風化雨般滋潤方人定的心田。但平步青雲的雄心壯志,卻在他的腦海裡煙消雲散。為使自己專心繪事,方人定竟將家裡留下的法學書籍悉數送人,就連畢業證書也付諸一炬。他的名字也從“仕欽”改作“人定”,以示“人定勝天”的決心。
  在高劍父的指導下,方人定在花鳥領域取得了不俗的成績。1928年,他的作品在比利時萬國博覽會上榮獲金獎,隨即被比利時博物館所收藏。然而,他並未在這些榮譽面前滿足。在與黃般若的筆戰里,方人定揮斥方遒。但零敲碎打的繪畫知識,也讓他的心裡感到隱隱約約的不安。多年以後,方人定仍不時談起那場筆戰,喟嘆自己當初對藝術的認知不過皮毛。
  “民國十八年以前,我的作品通通是山水、走獸、翎毛、花卉,且跟足當時的新派畫的一貫作風!”方人定不滿“折衷派”的拿來主義。他清醒地意識到,繼續留在春睡畫院傳承師父的“衣缽”,將使自己失去個性,也與“國畫革命”的初衷大相徑庭。他決意遠赴東洋,學習人體寫生,走出一條與乃師不同的藝術道路。
  東渡期間,方人定與高劍父之間的關係也變得微妙起來。他的夫人楊蔭芳晚年回憶,為解開“二高一陳”“抄襲”日本畫的謎底,他隨處搜羅明信片,回國後還苦勸高劍父毀棄從前的摹仿作品。針對春睡畫院的家長製作風,方人定同樣面斥不誤。他甚至還一度加盟“折衷派”的對立陣營,痛陳“嶺南三傑”之非。這些“不肖”之舉,甚至為他惹來“籠里雞作反”的罵名。
  儘管如此,方人定畢生都沒有否認自己與高劍父的師徒關係。他們之間的私交也未曾中斷。直到文革前,高劍父的雕像一直放在方家的客廳里。“吾師”與“真理”,也一直擺在方人定心中天平的兩端。不過,他始終沒有專學某一派、某一人,改而轉益多師,擺脫一切阻礙藝術進步的羈絆。哪怕孤軍奮鬥,他也要“向著這一條光明大路前進、嘗試”。
  兩渡東瀛尋新路
  融貫東西,“再造”人物國畫
  上世紀20年代末、30年代初,方人定兩渡東瀛,先後在日本美術學校、川端畫學校、駿河台洋畫校求學,成為“嶺南畫派”成員中留學時間最久、作品最多的一名畫家。從日本歸國後,方人定給自己的藝術探索方向“約法三章”:作品以人物為主體;題材以現代生活新姿態為對象;畫法重新折衷東西。他日後的創作軌跡也由此定下了基調。
  在方人定看來,藝術不是出世的、而是入世的。要直面人生苦難,人物畫無疑是最佳載體。他將人物畫視為新藝術運動的正途,甚至預言它在未來國畫的主流地位。方人定非常重視人物畫資料的搜集,也認真分析了古代人物畫的興衰。他常常雇請模特到家裡寫生,又往郊外採風,創作出一批別開生面的作品。
  1932年是方人定的創作高峰年,《歸獵》、《到田間去》、《雪夜逃難》等代表作都在這一年誕生,不斷對傳統人物畫的審美趣味發起衝擊:《雪夜逃難》雖未洗除人物形象的東洋風,他對背景氛圍的渲染則顯得尤為成功。《到田間去》則明顯受到後期印象派的洗禮,而“撞水撞粉”法在衣服、土地、竹筐上形成的斑駁效果,則反映出他對“折衷派”的承傳。
  然而,方人定在藝術上的突破,並沒有立即引起畫壇的關註。相反,他的作品也被視為非中國畫、非日本畫、非西洋畫的“三不像”,各種質疑之聲不絕於耳。方人定心裡也泛起了惶惑的浪花,甚至寢食難安,就連親朋好友也為他敲起了“退堂鼓”。他固執地婉拒了師友的勸言。直到1935年的“方、蘇、黃、楊四人歸國展”,這些“不中不西”的作品才重新受到輿論註目。
  抗戰爆發後,方人定的藝術思想又為之一變。他在香港舉辦了抗戰畫展,但稚嫩的畫風無法令他滿意。方人定不甘蟄伏,不久動身赴美學習參觀。受到異域風情的啟發,他淡化了工致裝飾的東洋風,又吸收西洋的水彩畫法,風格更顯自由。返國後,方人定聯合春睡畫院的同學組織“再造社”,繼續呼籲國畫革新。可惜的是,就在這年冬天,香港淪陷,“再造社”亦無疾而終。
  “再造”國畫的理想成為泡影。或許出於際遇和心境的轉變,他的革新色彩也正漸漸消淡,全面回歸古典人物畫。1949年之後,隨著蘇聯寫實主義占據主流,方人定的試驗卻退往邊緣,他的畫風走向通俗淺白,他的步伐也變得謹小慎微起來。為免將《琵琶行》、《西廂記》寫成仕女畫,方人定小心翼翼地將西洋構圖引入畫中。他四齣征求群眾意見,有時一幅草圖竟可推敲數年。對襯景里的花草稍有不滿,甚至將作品推倒重來,足見他的良苦用心。
  文革爆發後,留給方人定藝術生命的時間與空間已經越來越少,但他仍筆耕不輟。直到臨終前兩年,病重在院的他竟全憑記憶,寫下了《國畫三個問題——線條、皴法、色彩》一文,將革新國畫的思想亮光,燃點到生命最後一息。  (原標題:方人定登高一呼國畫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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